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吞天记-《收成》微信专稿 | 生命不能失掉之重——读《花团锦簇》(黄文娟)

秋卷

花团锦簇

郭楠 著

长篇《花团锦簇》(郭楠)

繁华的岛屿都市,海风携带着热带植物馥郁的香气,年轻的男留学生结识了豪宅内深居简出的太太;学艺术的女子恋上出身名门、家庭美满的大提琴家;投资房产的家庭主妇遭遇丈夫与芭蕾舞者的出轨;移居新加坡的官太太全力营造幸福美满的生活假象……人与人之间纠葛重重,仿佛一个纷红骇绿的迷宫,锦簇花团下,藤蔓交织,心机算尽,最终,每个人却不得不独自寻找出口。

生命不能失去之重

——读《花团锦簇》

黄文娟

细数郭楠近几年的创作,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脉络贯穿其中。不论是《白色水母》中暴饮暴食的妻子和漠然不作为的丈夫,还是《强奸》中一个渴望施暴、一个接受被施暴,并因而进入某种荒诞微妙关系的小职员与女上司,甚至《金银财宝路》中并无生意头脑却苦苦维持自己“还在做事情”这一感觉的老板,都与“残缺的人”这一文学母题相关。到了《海上列车》,郭楠更是将两个从学生时代起就在潜意识里渴望成为对方的闺蜜,从持续多年的博弈到最终被迫面对并接纳自身的残缺的过程,描写得细致又惊心。似乎,这几年来,郭楠的小说大多指向了“吞天记-《收成》微信专稿 | 生命不能失掉之重——读《花团锦簇》(黄文娟)个人生命之完整”,或者具体一点说,是在探寻当不完整的个人生命状态,在被投射到对个体生命表现得无动于衷的外部世界、投射到另一个也不完整的个体身上时,会发生什么。《花团锦簇》,就是在这种探索中产生的。

《花团锦簇》由一个留学新加坡的男人写起,看似以一簇簇花朵串联起他的整个情史,实则是以他的情史,铺垫出他的探寻自我与接受自我的道路。在即将毕业而却因找不到工作而面临被遣送回国的时候,主人公梁晓被一个拥有家族企业的当地家庭看中,成为这个富足之家的女婿。这在外人看来,简直是幸运得无以复加。但是结婚前夕,他才知道未婚妻的过往——受情伤,精神状况很差——这个家庭之所以选择他,是因为他善良,尤其因为他此时的无助(这简直已经是收留了)。回国,回到养父母身边,忍受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的警惕与讽刺?他不能接受。于是他接受了这个婚姻,从此陷入挣扎,落花流水一样在不同的女人身边漂过,一路漂流,一路认清自己认清妻子和家庭。

“个人的完整”成为一个被咀嚼、被反刍甚至被深深缠绕的对象,并不是现代人面临的特有的状态。柏拉图在《会饮篇》中就有“半球人”的比喻,几千年来,人们都将这个比喻作为自己寻求爱情的依据——不完整的自我,对自己的另一半的呼唤与敞开,是一种多么天然的感情。然而,柏吞天记-《收成》微信专稿 | 生命不能失掉之重——读《花团锦簇》(黄文娟)拉图立足的是“爱”,人世间的爱,从可能性上讲,它的实现并不只有爱情这一个途径,它可以从朋友那里获得,如《海上列车》中两个闺蜜通过对方来塑造自己;甚至可以从对外部世界的深度介入获得,最典型的莫过于《奥德赛》中俄底修斯的十年漫游与归家之路,他从对环境的战胜中,获得了幸福感与满足感,获得了自身的强力。

在各种技术、物质都不像现代社会那般过剩的年代,人对外部世界的介入的成果,是相对可见的,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意愿,他就可以凭借自身的能量获得——毕竟,开荒狩猎,春耕秋收,给人带来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是显而易见的。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,人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,面对时刻更新的知识与世界,想要获得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满足感与掌控感,是异常困难的。人面对眼前的这个世界时,常常是虚弱的,杂乱的。这也是马尔库塞在《单向度的人》中所秉持的观点:“工业社会是极权社会,压制了反对声音,产生了单向度的人和社会,在这种环境下所产生的个体大都是缺乏否定、批判和想象能力的人。”然而,“直接经验的世界——我们发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——必须被理解、改变甚至颠覆,以便显露出它的实际面目。”但是,理解直接经验的世界,这对我们是多么难啊——“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,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,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。以前是革命,现在是技术。”“在一个商品社会,人们在其商品中认出自己,在他们的汽车、高保真音响和错层式住宅、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。”于是,“人,好像什么也没有了,变成了全面的奴隶。人们所谓的自由,是自由选择主人的自由,却改变不了主人与奴隶的身份。主人是什么?主人就是奇怪的生产和消费,永无止境的生产和消费。

在《花团锦簇》中,首先映入读吞天记-《收成》微信专稿 | 生命不能失掉之重——读《花团锦簇》(黄文娟)者眼睛的就是新加坡华人圈富足无忧的生活:颜太太和林太太家的别墅,豪车,聚会,做慈善。在这个圈子里,女人妆容精致积极正能量,男人热爱运动矜持而身材良好——这一切,都组成了一个标准不过的阶级印象。这个阶级里的人,都在自觉维护着这个阶级形象,对于他们而言,“这个世界就是我的牡蛎”;而不在这个阶级里的人,如面临工作无着落的梁晓,“这个世界就是牡蛎壳,生腥冰冷,坚硬锋利”。

在面对浩瀚无垠、对个人那可怜的有限的能力表现得无动于衷的世界时,一个本就不完整的个体,已经没有办法像俄底修斯那样去改变和战胜他面前的世界了。他只能转向人世之爱,求助于另一个人——这个人也许是随手抓住的,也许是他认为可以跟他一起变得完整的人。所以当瘦小的、少女般让人怜惜的林舒怡被林太太带到了梁晓面前时,他终于“有一种一切在他掌握之中的轻松”。林舒怡有他所没有的优渥的生活环境,有他想要而不敢要的确定的身份,更重要的,她看上去那么柔弱,需要他呵护。面对更弱者,一个弱者会暂时收拾起自己的脆弱,去充当更弱者的支撑,这也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,生命意识开始觉醒的开端。

跟其他的探索生命意识的作品不同,在郭楠的小说中,与其说是人在自觉探索自我的残缺,不如说是人在面对世界、面对自己不完整的时候,从极端无助、极端脆弱的中绝境重生。梁晓是没有力量直面这个世界的,他要生存,他是被世界,被环境裹挟着走的,甚至连面对自己欲望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。不管是《花团最爱锦簇》中的梁晓、林舒怡,还是《海上列车》中的曾丹,他们并没有主动探索这个世界以发现自我的能力,而只是在努力地应对这个世界。他们不是被火热的时代裹挟着走,而是被冷漠的时代,抛在了“牡蛎”之外,或闭锁在痛苦的“牡蛎”之中。更残酷的是,当牡蛎壳外的人进入了牡蛎壳之内,才发现,牡蛎内的人也在用自己的生命去痛苦地磨沙子。小说中的林太太,卓心慧,易珺,包括婚后看似生活无忧的梁晓林舒怡,或经历着婚姻上的不堪,或忍受着精神上的危机。对于这些人而言,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牡蛎,壳内与壳外的都不幸福。这些不完整的人,只要一天不能与自己的不完整和解,一天不解决这个不完整,就要受一天的折磨。

在其他作家那里,对个体的关注总是要与时代相关联的,尤其对生活在国外的作家而言,对个体的关注,至少与对自己文化身份的体认相关。但是在郭楠这里,情况又不一样。就像我们在《花团锦簇》中发现的那样,时代对于梁晓这样的人而言太宏大了,宏大到,几乎对他失去了影响力:他的弟弟梁夕一遍又一遍地向他描述国内是如何快速发展、机会如何多的时候,他是无动于衷的,对他而言,不管是新加坡的社会现实,还是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,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甚至文化身份,在郭楠的小说里也不是主人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:《海上列车》中,相对安稳富足的“我”才会注意到故乡与德国意大利的不同,但始终为生活甚至生存挣扎的曾丹,则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让朋友看到她在异国已经是一个“主人”,如何让她朋友看到她是多么幸福。所以,我们也许可以说,即使在异域,在或散发着芒果香气或被意大利美食引诱的远方,面对自己,面对自己的缺陷和孤独,依然是郭楠小说主人公的首要问题。

在漂过一个又一个与他一样生活残缺的女人身边之后,梁晓以为他找到了真爱,找到了“主导”的感觉。麦原跟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,笃定,坚强。她不像梁晓那样去假装融入,她不回应那个圈子里的问候,不在意那个圈子的评价:“那些幸福的太太们,仿佛性这件事不存在的太太们,没完没了给我发照片发朋友圈,加了滤镜没加滤镜吞天记-《收成》微信专稿 | 生命不能失掉之重——读《花团锦簇》(黄文娟)的,都是没完没了的幸福,没完没了的积极,没完没了的正能量,实在是让人烦……”可惜,这个敢于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不需要梁晓;同时也幸运的是,梁晓在她身上,理解了自己,理解了妻子。在林舒怡终于将真实的自我袒露给梁晓,由梁晓自己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时,陷入沉默良久的梁晓以“谁又……”这样的含糊不清的两个字,结束了自己的漂泊,也结束了林舒怡的漫长的治愈。“谁又……”是什么意思呢?“谁又说要走了?”“谁又不是伤害别人的那个人呢?”没说出来的话,比说出来的话,更熨帖,更能抹掉那些他们已经决定要抛开的东西。

《花团锦簇》的技巧有着显而易见的精密,每一种花代表着一个人,花事就是心事,心事就是花事,花落了,心事也就解开了。这也是一个女性作家的浪漫吧,细腻的,精巧的,忧郁的,沉思的,明朗的。在小说结尾,梁晓与林舒怡,抛弃了并不真解其意、却又劝说自己去信服、忍受的虚假的“宁静致远”,抛弃了宁静表面下的挣扎与伤害,迎来了一株“纤细、谦恭、柔软”的水梅,这种“纤细、谦恭、柔软”正是生命本初的状态。梁晓个人的花团锦簇的漂泊流亡之路终于完结,而眼前庭院中的锦簇花团,乍一看热烈明艳,却也是沉甸甸彼此扶持着的,有着生命难以承受但更不能失去的重量。

黄文娟,武汉大学文艺学硕士,现就职于长江文艺出版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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